九十多年前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历经艰险，终于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子长县（旧称“安定县”）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瓦窑堡会议。这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准确判断抗战时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显露出其独吞中国的野心，侵略之手迅速伸向华北和华东地区，1935年又策划了华北事变，妄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丧权辱国的协议。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作报告分析对外关系时仍声称要对中日关系抱有极大的耐心，“不应斤斤于一时利害之冲突”“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然而对日本要侵略到什么地步，和平希望才算破灭，并没有给出明确说法。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激起了中华儿女的愤慨，全国抗日救亡情绪高涨。1935年12月，北平暴发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大中城市纷纷暴发学生的爱国行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仍残存着“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倾向，但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共中央不断分析抗战形势和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已经注意到团结各种政治势力抵御日本侵略之必要。在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必须“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11月中旬，一位神秘人士的到来为党内统一思想、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国际支持。他就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此时化名为张浩，经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乔装打扮、应付各种盘查、辗转陕北，终于找到了同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张浩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即《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铿锵有力，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开辟一条新的革命道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种对时局的准确把握，为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前期思想基础。

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在纷繁复杂且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面前，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赢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给出了答案。会上，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毛泽东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日本不断升级的侵略行径已使中国社会形势发生“基本上的变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同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根本问题。《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还正式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因为“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抗战的时局下可能发生变化。“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但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在抗日的条件下建立统一战线也是可能且必要的。所以要“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要团结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敌人，“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很满意，19日，他给在前线的彭德怀发电报：“政治局会议开了3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极大团结了中间势力，凝聚起全民族抗日热情，为夺取抗战胜利指引了方向。

调整红军作战方针

与政治路线相匹配的，是军事方针。瓦窑堡会议就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作出了重要决策。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军事决议》），内容分为战略方针、作战指挥、红军建设等部分。党的政治任务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的军事方针也应该为这项政治任务服务。《军事决议》指出，要在民族战争背景下，坚定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攻行为，“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要让“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工农商学兵”“全国同胞”都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打倒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侵入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卖国贼。《军事决议》还强调要充分运用游击战争的力量，确立游击战争在对日作战中的战略地位，游击战争要朝着民族革命方向发展，让“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联合更多力量，同当地革命民众密切结合，吸引大量的反日青年学生和国民党士兵参加等，来壮大游击力量。

为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军事决议》强调红军未来行动部署的基础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大任务，红军行动和根据地发展的主要方向应为“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具体行动步骤是：第一，在陕西的南北两线打击进犯敌人，巩固陕北苏区，完成渡河的准备工作；第二，在山西，打击阎锡山军队主力，经山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壮大红军队伍；第三，根据形势适时向绥远发展，并继续打击日军，与苏联取得联系。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军事决议》，总结了中国工农红军作战经验，确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作出了东征进入山西作战的部署，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路线落实到军事层面的成果。

战略设想的贯彻与影响

根据《军事决议》确定的行动步骤，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红军主力实行东征，打击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并打通抗日路线。1月26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亲自到前线指挥东征，2月上旬带领部队到达清涧县袁家沟，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词篇《沁园春·雪》。红军东征历时75天，毛泽东用四句话总结了东征的成果：“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东征不仅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沉重打击了阎锡山的势力，还将党抗日救亡的思想播种到了更广阔的天地，燃起了中华儿女的希望之火。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将领展开多次联络。经过一系列接触与谈判，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与张学良会面，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及全国人民表达一致抗日的诚意，公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并希望可以共同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方案。12月，中国共产党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进行全国抗战创造了条件，是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全民族抗战暴发前召开的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会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后作出的关键抉择，有力地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坚持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仍有重要意义。

（作者：何紫璇，单位：中央档案馆）